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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关于“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的理解——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2-02-24     作者:   点击量:   分享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0期刊发公司李忠军教授文章:《关于“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的理解——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原文如下:

[摘要]科学认知人的能动与受动及其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建构的核心点位。正是基于对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的深刻把握,马克思全面洞察了现实的人的本质,找到了人全面占有其本质、实现合乎人性的本质复归的现实路径,奠定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对人的能动与受动内涵进行深入厘析、把握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凝练、汲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方法创新发展的价值遵循与实践启迪,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的贯彻坚守,也能够在守正创新中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实效性,增强感召力、生命力。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能动受动人的全面发展[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 作者简介 ] 李忠军,威廉体育平台最新网站党委书记,williamhill体育网页版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00);张宝元,吉林大学williamhill体育网页版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P209)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这是准确理解现实的人的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由人所创造,以人为主体,被人所需要且为人所推动,其实施者、对象均是现实的人,因而科学理解和精准把握人的能动与受动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界定、关涉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一定社会存在条件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二者的良性互动、关涉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推进。因此,为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感召力、引领力,使其充分发挥实效性、彰显科学性,应当重新回归经典原本,全面剖析、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人能动与受动的经典表述与详尽阐释,从而在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中获得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关键之钥。

一、人的能动与受动内涵解析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能动与受动的内涵意蕴进行了全面阐释,深刻洞察了现实的人所具有的能动与受动的双重属性。无论是人的思想意识、价值选择还是行为活动都充分体现着能动与受动的统一,这为科学认知人的本质提供了崭新的科学视角,确证了“现实的个人”本质的生成与发展,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坚实的人学理论基础。以《手稿》中关于能动与受动的经典论断为主轴,结合马克思后期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的能动与受动的相关论述,充分把握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诠释,有利于在思想动态发展中更加明晰地把握能动与受动思想的精神实质。

关于能动。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P209)揭示了现实的人所具有的能动性的具体表征。人的能动性体现为他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力、生命力这些本质力量。这些本质力量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与才能促使人去追求、占有满足自身欲望需求的外部对象,从而进行自主、自由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活动。在这些能动的活动中,人的天赋与才能不断被挖掘、彰显与提升,进一步推动着人能动性活动的发展。马克思指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P162)人的能动性是他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识。动物只有受动属性,不具备能动属性,这首先体现在意识的能动性上。“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163)如同蜘蛛织网、蜜蜂采蜜,不是有意识的自主、自由活动,而是本能的、完全依赖于外部自然界的生命活动。但是人能够在外部制约之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意识能动性,能动地思考、认识外在的对象性世界、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在思想领域自由地想象与建构。马克思所阐释的能动性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等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推崇的纯粹抽象思维、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不同,是具有现实性的能动活动,而非仅具有抽象性。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示道:“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1](P499)唯心主义者将现实的人作为自我意识的承载者、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存在,将主体能动性直接等同于抽象思维的能动性,最终使人丧失了作为主体能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不仅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同时强调行为的能动性。通过人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力、生命力等本质力量,人不仅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还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人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等实践活动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全面占有其本质、自由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够使人身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P202)此外,马克思还通过“改造世界的生产”揭示了人行为的能动性。他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P163)尽管动物也有生产,但动物的生产不具备能动性,只是因受到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而生产,但是人的能动性使他在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并且能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在马克思后期的文本著作中,他也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交往等维度深入阐发了人行为的能动性,强调了人的本质力量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只有在与外部对象世界发生关系时、在占有外部对象的生产时、在进行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动性行为时才真正得到确证与彰显。

关于受动。马克思指出,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P209)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揭示人是受动存在物。这种受动性源于他所需要的外部对象,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他而存在的,但又是他确证自身本质力量不可或缺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处于一定外部条件、外部制约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制约关系,指出人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自身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1](P524)这种“界限、前提、条件”集中表现为外部存在条件对人的限制、制约。马克思曾指明,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同样,“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P188)因此,使人受动的存在条件既包括自然环境、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以及马克思后期所关注到的社会关系等。这些存在条件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正如自主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能动性活动,无自主意识参与的、不自由的活动就是受动的活动。人的受动的活动一方面体现为与动物无异的本能需要满足。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为人提供满足自身需要、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外部对象。饥饿需要食物、疲惫需要休息,这些都是人作为受动存在物的本能反应,即依照本能获取满足符合自身自然属性基本生存需要的对象。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视角对人的这种本能需要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称“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进行满足吃喝住穿所需资料的生产,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但即使在这种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中人也不是随心所欲地操纵,或使他需要的对象直接地为他所用,始终受到自然资源分布、地理环境、生产工具的限制和制约。另一方面,他作为受动的社会存在物, 必然要在社会中,在一定的时代条件、社会制度下,全面占有自身的本质、实现合乎人性的复归与自身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手稿》中考察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雇佣劳动制约下,其活动是受动的,力量则是无力。[1](P160)这种使人无法驾驭自身本质力量反而被其支配、天赋与才能被压制的活动均体现着人的受动性,因而马克思始终坚定不移地强调要实现人的解放,使人重新驾驭自身的实践力量。

不同于费尔巴哈依赖于感性直观片面认识受动性,忽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活动,马克思全面地把握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无论是固守唯心主义的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还是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试图超越黑格尔、最终却仍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窠臼的费尔巴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是能动与受动双重维度的统一,或片面地认识能动、或局限地理解受动,而与真理失之交臂。

二、人的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统一关系论析

人的能动与受动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在马克思看来,既不存在脱离受动制约和限制的能动,也没有独立于能动之外、完全不能被认识和改造的受动。既不能片面强调能动的认识和改造作用,也不能片面强调受动的限制、制约作用。人在充分发挥能动性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地认识受动、使受动为我所用,成为利于人全面发展、实现合乎人性的本质复归的助力;科学地认识受动的存在条件、运动规律,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能动性活动奠定基础、积蓄条件。能动与受动相互作用,互为支撑,统一于实践,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完善。

第一,社会存在条件决定人的受动,限制和制约着人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曾揭示,人的受动性体现在它是受制约的、受限制的,始终在一定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这表明种种社会存在条件决定了人的受动属性,包括历史背景、时代条件、物质生产力、生产方式、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制度等。同时,这些使人成为受动存在物的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制约着能动,构成了人的受动对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制约和限制。正是由于这些存在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始终建立在受动的基础上。

一方面,人的思想、意识作为人能动性的体现,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因而人通过思维、意识认识世界的对象、内容及水平始终受到制约和限制,并随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1](P533)语言作为“现实的意识”也是社会的产物。在任何时候,人能动认识到的对象、内容,能够在思想领域创造、想象、建构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受动基础之上的。外部客观世界的对象构成人发挥意识能动性的基础、素材,其变化发展影响着人思维认知水平的进步提升。另一方面,人能动改造世界的能力、方式与界限也受到社会存在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始终在受动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指明:“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P533)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使人处于受动的存在条件,限制、制约着人的能动性活动,它关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及趋势,因此人能动地改造世界不意味着可以主观随意地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正如马克思曾揭示,一个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更高的生产关系在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以前也决不会出现。[3](P592)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深入剖析和揭示了人作为受动存在物处于私有制、雇佣劳动这种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时代条件、社会背景下,其本该是自由、自主有意识的劳动活动如何受到制约与限制,甚至被异化。尽管在后期的文本中,马克思较少用异化概念来阐释受动,但无论是在哲学、经济学文献中所表述的“异己的、同人相对立的、不受自身支配的力量”还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中多次表明要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使各种关系重新受自己支配、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其实质仍旧体现着私有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如何沦为自我的丧失、沦为非现实性的存在境况,人成为仅剩受动属性的存在物,因而必须寻求一种超越和突破的现实路径。

如果片面强调能动忽视受动,则会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化发展,在后期的文本中他越发意识到这种受动的社会存在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也是人能动性发挥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正如他指明:“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1](P581)着重强调人的能动性活动对于受动的社会存在条件的利用、改造与完善。

第二,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和完善社会存在条件,能够逐步破除受动的限制和制约。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因受到社会存在条件的影响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但人不仅具有这种受动的属性,同时因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等本质力量、天赋才能,又是能动的存在物,能通过对象性的关系确证本质力量,达到合乎人性的本质复归、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能动性使人在面对异己力量时能够认识到决定受动属性的社会存在条件、时代条件,并运用自身力量利用和改造这些条件,从而破除受动属性带来的制约和限制。

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人是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P211)这里的“感到自己是受动的” 是人能动认识受动、认识致人受动的社会存在条件的鲜明体现。“激情、热情”作为人的本质力量 也是人能动性发挥的彰显。动物与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是纯粹受动的存在物,也无法 “感到自己是受动的”。但人是能动与受动相统一的存在物,是有意识的,能够充分认识和把握自 身所处的社会存在条件、时代条件,洞察使自身受限制和制约的境况。马克思还指明,“人现实的实现”就是“人的能动和受动”,“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P189) 所谓“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就是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全面认识受动,把握使人受动的存在条 件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以致利用受动,实现能动与受动的统一,达到人的自我享受。正如恩格斯 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指出,社会力量在还未被“认识和考虑”到时, 会起“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当我们理解了其“活动、方向和作用”,就能够使它们 “越来越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4](P560)人作为受动的存在物在一定界限、前提、条件下活动,受到社会力量、种种外部存在条件的制约、影响,甚至感受到“盲目的、强制 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我们能够能动地认识社会力量,通过理解其“活动、方向和作用”利用 它“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充分揭示了人能够能动地把握使人处于受动地位的社会现实条件其发展 规律、作用,在这种基础上,人得以进一步科学、有效、有目的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不被受动单 纯、片面地束缚住,在有界限的前提下自由地活动,利用、改造和完善社会存在条件,使受动的制 约和限制转变为平台与机会,为人类解放、个人能力的提升、需要的满足、个性的彰显提供物质基 础、社会制度等保障,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如果片面强调受动的决定作用,忽视人能够认识受动、利用受动的能动性发挥,就会沦为机械人本质论,与费尔巴哈无异,最终丧失改造现实的能动性实践力量。

第三,人的能动与受动统一的关键在于实践。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纯粹“精神”的生产劳动,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卑污的犹太人”的牟利活动,而是具有“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双重特征的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活动。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能动和受动间对立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P192)阐明了以“人”为主体的实践和以“实践”为方式的人的实践的双重特征。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马克思也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P500)进一步揭示了人改造、完善受动的社会存在条件与自身能动性活动的发展统一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一方面,实践的主体是人,体现人的目的、合乎人的需要、彰显人的力量,是人自主、自由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活动。人首先要意识到这种主体性,意识到自身实践的“为我性”目的,并且意识到他的实践能够实现能动与受动的统一。另一方面,人自身能动与受动统一的方式是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人与对象世界现实地发生关系,发挥出实践力量,才能真实感受到自身活动处在怎样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之中,受到怎样的制约和限制;才能深刻了解自身具有怎样的天赋与才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受动属性的制约和限制。

正如马克思在阐释共产主义时所揭示的,这种实践运动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P185)它标志着现实的人合乎人性、合乎尊严的本质复归,表征着人类解放、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价值指向。首先,马克思的“通过人”正是通过“人的实践”这种方式,强调主体与对象的作用方式,彰显着人的受动性制约即自然界和社会的“效用”对人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和人对决定自身受动属性的社会存在条件的认知和把握以及人在对象性关系中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对受动性制约和限制的破除、改善。马克思进而指出这种实践是“为了人”的,为了“实践的人”这一主体的生存与发展,体现着人的能动性目的即“利己主义性质”的“需要和享受”。马克思强调在这种具有双重特征的实践之中,物和人都“按照人的方式”同彼此发生关系,“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1](P190)从而,人的能动与受动实现统一,这与马克思“按人的方式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具有一致性的内涵意蕴。

人的能动与受动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是逐渐发展、完善、辩证运动的过程。对受动性条件认知的不断深化,推动着能动性活动的不断深入;能动性活动的不断深入又进一步改变着受动性条件,同时也为能动性活动提供新的环境、背景,改变着能动的水平、能力、界限、渠道。受动性条件和能动性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辩证矛盾运动中通过“实践的人”所进行“人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画卷、时代的篇章也正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得以不断铺展、延续。

三、人的能动与受动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人的能动与受动的核心论断与相关论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坚实的认知基础与人学立场,对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体系,科学把握教育实施者与教育对象的存在条件、主观能动性发挥、实现二者良性互动以促进思想与行为的转化具有世界观及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意蕴,能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遵循与启迪。

第一,能动与受动应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的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体系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完善的重要环节。它是概括和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最普遍、最本质联系的一种思维形式。[5](P22)列宁曾指出,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6](P78)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就是认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之网的关键纽结,它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又能够揭示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的基本矛盾,同时与其他基本范畴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体系,发挥着纲举目张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更深刻、全面、系统地认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推进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实施。基于此,我们认为,能动与受动应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来理解和把握。

首先,能动与受动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基本范畴必须关涉现实的人,反映人的本质属性、思想与行为规律等。马克思正是在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基础上全面洞察了人的本质,通过启发、唤醒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实践力量突破私有制的受动条件,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人本质复归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科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为基本立场和前提。其次,能动与受动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全局,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始末。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均受到社会存在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这些条件以及主体能动性发挥的水平、方式等会随不同历史阶段、时代背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二者的动态协调统一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任何时候都应当对其充分考察,在此基础上科学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再次,从能动与受动出发,能够有助于揭示思想与行为、个人与社会等其他基本范畴,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联系变化发展的辨证图景。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具有能动与受动的双重属性。个体的能动性发挥既受到社会的制约又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思想与行为的转化、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就要充分把握人的能动与受动。最后,能动与受动统一于“实践的人”与“人的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依托实践的人所进行的人的实践活动,通过能动与受动准确揭示和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社会、环境间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明晰、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手段、方式方法、价值追求等,全方位、多层次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第二,能动与受动关涉思想与行为顺利转化的三个“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实施者为顺利实现教育对象思想与行为转化的实践活动,应当充分遵循人的思想与行为转化规律,在全面把握人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中促使教育对象将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此,应在教育过程中着重关照能动与受动三重维度的和谐统一。

一是关照教育实施者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输出、方法途径运用、理念原则奠定等神圣使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其能动与受动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转化。马克思曾强调:“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P500)习近平也指出:“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7](P379)教育实施者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也受到存在条件的制约,其理论水平、思想觉悟、综合素养有待深化与提升,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身、突破制约,从而科学促进教育对象实现思想与行为转化。二是关照教育对象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实现教育对象思想与行为的转化根本上还要取决于教育对象内在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的转化、融合程度,取决于自身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受到自身所处社会存在条件的制约和限制,既包括宏观时代背景、社会条件的制约,还包括个体生存环境、生产生活、天赋才能以及社会关系等独特的微观存在条件的限制。教育对象应立信化行,不断突破自身制约与限制,充分挖掘潜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三是关照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能动与受动统一的良性互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双方的能动与受动属性是相互支撑、共同作用的。任意一方能动与受动的缺失都会影响教育活动顺利实施。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所处的人生阶段、时代背景、社会阅历等受动的存在条件具有显著差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和方式也存在差异。要实现二者能动与受动的良性互动,就要在把握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明晰二者的角色定位与使命担当,教学相长、共同成长。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以教育者为主体的单向灌输、教育对象被动接受的过程,也不是纯粹以教育对象为主体的无主导价值观念、立场、自由发挥的过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肩负和贯彻好自身职责使命,在充分把握能动与受动统一的基础上实现良性互动。

第三,在把握人的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中开展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具体工作的推进完善应当建立在科学认知和全面把握人的能动与受动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特征、社会发展趋势灵活运用这一原理、立场,在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谱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于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新作为,不断提升针对性、规律性、实效性。习近平曾指出:“每一代青年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8](P167)同时还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9]这正是对马克思人的能动与受动统一基本立场、观点在新时代的坚守与运用。如今,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应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

思想政治教育应在深刻洞察自身及教育对象所处时代条件的基础上,把握教育实践开展的现实境况,精准探明主观能动性发挥中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摒弃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和“无用论”。一方面,既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又要满足现实需要,突出人文关怀,全方位地激发、调动教育对象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力。正如习近平所提出的:“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 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8](P154)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教育对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0]与时俱进做好政治宣传、理论教育、价值引导工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将个人价值实现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积极完善管理、服务工作,将教育引导与对接情感世界、满足现实需要、融入实际生活相结合。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1](P31)思想政治教育要为教育对象构建多样化的平台、渠道,不断完善制度、政策保障,以逐步破除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及与生俱来的天赋与才能、成长环境、社会资源获取等存在条件的限制与制约,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与机会;充分遵循思想与行为转化规律,尊重主体差异,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2]在方式方法上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13](P331)从而将内生动力机制与外部导向机制有机融合,基于能动与受动双重维度全面调动起一切有利于教育实效性发挥的积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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